当今浙江省新昌县全境朱姓族群，皆奉宋县令朱珉为迁新昌之始迁祖，而奉唐末青州朱鉴为始祖。以派系而分，则有本村（旧宅）天玙公派，本村（旧宅）同里家廊、白岩天骥公派，藤公山天询公派，里赵（里桥、里朱、皇渡桥）天显公派，王渡里、王渡口天麟公派，王泗洲天益公派，沙溪天德公派，此即明朝时所订传说中三十六天现今留住在新昌的七派，皆以迁新第九世天字辈兄弟为统归，而朱珉玄孙朱琼又为三十六天之共祖（旧宅、里赵、藤公山、王渡里今属儒岙镇，里家廊、白岩今属东茗乡，王泗洲今属羽林街道），而其中沙溪天德公派一直单独修谱，未与新昌其余诸派联谱。新昌之邻县天台朱姓族群分布甚广，计有五六支之多，其中妙山朱氏迁自新昌，奉朱珉玄孙朱瑰为始迁祖，桥上朱氏自称系朱珉玄孙朱琼后裔（族谱佚于文革，结合新昌族谱分析，当为天显公后裔）。
《天台妙山朱氏宗谱》录有《王渡朱氏宗谱序》，其中说：“……朱氏之先出自周成王之后，封第十七子于沛国，其后三代不显，至唐末有讳英登禧宗进士，官任司马，必乱朱温，乾符二年徙于越之王渡，酝酿书香，科甲绳传，族属繁衍。王渡数里，皆朱氏宗族，地不能容，分居外岐，一迁嵊县风水山头，一迁杭州望港山头，一迁天台桐柏山前山头，一迁妙山山头，一迁南山下山头……”妙山朱氏既奉朱珉玄孙朱瑰为始迁祖，则何以会有另一支朱英后裔之谱序，或为误收，或则妙山朱瑰后裔与朱英后裔已混居不可分。这篇序的落款时间为大宋宝祐元年冬月，即1253年。当此之时，朱珉后裔才繁衍至第九世所谓三十六天，人口并不多，而由《王渡朱氏宗谱序》一文可知，当时王渡一带已居住着非常多的朱英后裔。由“越之王渡”，可知其地在新昌。须知王渡是旧时新昌县境内沿王渡溪一带之泛称（因方言王、黄、皇同音，故亦称黄渡、皇渡，上游起自万马渡，下游接入韩妃江），以村居而言，从宋朝到清末，同时存在两个王渡村，一在王渡溪上游（即今皇渡桥至旧宅一带），一在王渡溪下游（即今王渡口、王渡里一带），迄今两地皆有朱姓聚居，然皆称朱珉后裔。
朱英后裔在王渡从晚唐繁衍至南宋，已至地不能容，然则何以到了后来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呢？同在王渡，繁衍时间更久的朱英后裔全灭，而朱珉后裔独存，这实在不可思议。更大的可能则是，宋亡以后历蒙古祸乱，而在明代重修家谱之时，朱英后裔与朱珉后裔联合修谱而混乱了各自的谱系，逐至朱英世系表面上消失殆尽（实际则未必然）。
明朝虽是汉家天下，治中国近三百年之久，而且是朱姓帝王，但除了瘟疫等天灾之外，不知是否还有掣肘方国珍势力的政治因素使然，新昌县与天台县人口锐减乃有史以来之最（蒙元时期没减多少，反而到了朱元璋以后的几代帝王之间，两地人口迅猛减少）。其中新昌县人口最低时还不到一万（当时同等大小的别的县人口已达几十万之多），区区王渡一带则到底还剩多少人已可想见。根据族谱，三十六天中的世居旧宅的天玙公派在明朝中期几乎人口灭绝，至十六世迎甫公才重新繁衍起来，也就是目前天玙公派（旧宅、屋檐坑、王渡街、冷水坑除天骥公派以外的所有朱姓）全都是迎甫公后代，天骥公派情形类似于此，族人数量也降至低谷（十七世辉公即在此时迁至里家廊）。从人口数量的角度而言，朱氏族众濒临全灭的时间与新昌全县人口迅猛减少的时间大致在同一时期。王渡一带，朱珉后裔数量锐减至低谷，则朱英后裔势必面临着同样的遭遇。在此情形之下，朱英后裔除了他迁以外，留在王渡的举族而灭也不无可能，纵使不全灭，也必与朱珉后裔般只剩了孤零零的几人，在重新繁衍起来后就很容易两支朱姓相混。
在新昌朱姓诸派之中，朱英后裔已无迹可寻，然据朱颂阳编著《朱姓迁流史》称：“朱英的孙子朱武珍，登南宋建炎丁未年（1127）进士。1127年并未开科，倒是建炎二年戊申开科取士，宗谱记载差误。另朱英875年南逃，孙子1128年中进士，祖孙之间相距240多年，使人无法相信。朱武珍起码是朱英的八世孙，并且是其中的一支裔孙。朱武珍官至集英殿学士。金兵压境，朱武珍上书抗金一事，赵构心中十分反感，因为如果力主抗金，迎回徽钦两帝，他还能再做皇帝么？这正是他的一块心病，所以一见奏章心中不禁恼怒。朱武珍被削职回家。这一支朱氏后来迁到天台去了。”据说朱颂阳乃是遍阅各地朱氏宗谱而编成《朱姓迁流史》一书，其所引朱武珍事出自《天台山朱氏宗谱》，如此说，朱英后裔并未绝于世。然而所述朱武珍事迹，则与朱珉之子朱聪的故事如出一辙。不独朱英与朱武珍祖孙三代间相距240多年，大可存疑，在新昌与天台两地朱珉后裔的家谱中追溯朱珉以上青州世系，自始祖朱鉴至第二十七世朱珉只有短短三四百年，平均每代间隔只有十二到十六年，此亦同样大可存疑。朱颂阳在《朱姓迁流史》中叙述天台县境内的朱氏时又称：“山头另有一支朱氏，其来源据宋淳佑三年(1243)赵海烃的谱序：朱英的孙子朱武珍官任集英殿学士，力主抚金，遭谪职，建炎三年(1129)与儿子朱物佑到天台桐柏山拜访石郡马，朱武珍与石郡马同朝共事，又同时遭谪职，大有惺惺相怜之意，朱武珍遂定居下来，石公又招来朱物佑为东床女婿，生四子：天中、天禄、天寿、天德。此后，这一支朱氏分布南山下山头、桐柏山前等地。赵海烃作序时距朱武珍迁居桐柏山只有100多年，大致不会信口开河，无中生有。”朱颂阳所引谱序与《天台妙山朱氏宗谱》中收录的《王渡朱氏宗谱序》作者为同一人，惟时间与内容有所不同。而谓朱武珍之孙“天中、天禄、天寿、天德”者，则又似乎与朱珉后裔中的三十六天几乎完全同名，这是巧合呢，还是两支朱姓嫁接在一起的痕迹呢。
后世如吾辈读至此，显见有朱英后裔与朱珉后裔联合修谱而错追世系之嫌疑。而这一错追，大概率并非攀附或有意为之，实则在元明鼎革连遭世乱族人骤遭厄运之后两支朱姓子孙混居而致。新昌诸派与天台联合修谱时的《朱氏谱例》尝言：“新昌五世琼公之下相传有三十六天之派，但昌谱又无此图，最不分明，后天台讳礼者于家中偶获残缺旧谱，乃令伯春王公所录，内有三十六派图，井井分明，虽其支派或迁或亡，所存者亦什之二三，但得此图，则旧宅、黄渡诸祖源流始明。”（这里的黄渡与旧宅并列，当指王渡里）由此可见，一则三十六天只是相传，二则新昌的图谱是从天台的残谱中抄过来的，即如今所见的三十六天图谱实际上是天台朱礼的伯父朱春王所订的，则此所谓三十六天又焉知有哪些不是朱英后裔呢？《朱氏谱例》又言：“琰珪
二公之派以及黄渡、屋檐坑二派俱传至数代而无嗣，虽其间或散去他方者未可尽识，然以昌之谱考之则已无稽矣。”如今屋檐坑朱姓尽是旧宅天玙公派之下，而据此谱例而观之，则屋檐坑原本是有单独一派的；又则所谓黄渡一派也传至数代而无嗣究竟指的是哪一个黄渡呢？（从整个族谱中来看，应指如今的王渡里，但王渡里天麟公派却并未绝嗣）这里或许与朱英后裔在新昌的“消失”有关。
天台妙山修于明永乐年间（1408）的《朱氏宗谱序》曰：“尝闻余先世由山东青州如玉公令越之新昌留家焉，再传大学公徙居天台之巷头园，再徙妙山下定居焉，以今子孙虽多，支派难分，皆统于助教之一人焉。吾四人者他日将持吾族谱合于新昌，使吾后世知祖德之源远流长，庶几奕奕绳绳，亲亲弗替，亦吾为子孙者分内事也。”由此观之，天台朱珉后裔并未参加十三年前宋亡以后新昌第一次修谱，而天台方面实已“支派难分”，混淆已久。
据新昌天台两地宗谱观之，若朱英后裔与朱珉后裔确实互相紊乱了族谱，则当发生于明洪武以后，永乐之前。而大概率为天台先紊，而后新昌又抄诸天台，由是而朱英与朱珉两支世系在残谱中嫁接相串。如是，朱英子孙少了世系，而朱珉祖上则多出了世系。
新昌天姥山附近的王渡一带，在南宋时居住着朱英后裔与朱珉后裔，当然也不排除还有第三支朱姓存在的可能。由于历史原因，如今则表面上只剩了朱珉后裔一支，但仍有所谓三十六天各派。各派之中，藤公山天询公居长，藤公山按世系当为新昌朱氏的发祥地，但现在的藤公山朱姓也只是后来再迁回去的，并非原本留下的朱珉玄孙朱琰与朱珪
后裔，所以是否为朱珉直系其实也未必。据朱颂阳考证：“上虞人朱三杰，字仲美，其长子朱迪，字廷吉，南宋时任新昌县令，任满后隐居新昌仙桂乡滕公山黄庭。”如此，则当是朱珉或朱英以外的又一支朱姓，也很有可能混入到朱珉后裔之中。
朱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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