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者用现代成都平原人群的Y染色体推断"古蜀父系基因库"时，他们实际上在进行一种学术变戏法——用104个新测样本，2633例现代公共样本，加上312个黄河流域、青藏高原、甘青地区的古代DNA，拼凑出一个无法直接观测的过去。这种操作近乎神话叙事。
兵马俑最能暴露这种悖论。秦始皇陵兵马俑千人千面，若未来土壤酸性改善、DNA可提取，研究者能否用现代陕西汉族的Y染色体频率"重建"兵马俑的父系结构？按照当前论文的逻辑，完全可以：寻找与秦代关中农业人群"文化相关"的现代代理群体，构建时间校准的系统发育，推断"陶俑工匠主要源自东亚粟作农民"。但兵马俑的面部多样性提示，其制作者可能包含战俘、刑徒、各地征发的工匠——一个基因上异质的集合。用单一现代群体的遗传轮廓去覆盖这种历史复杂性。
若将原论文框架套用于葫芦娃七兄弟：按超能力表型做PCA，按出生顺序做AMOVA，将"力大无穷"与黄河流域粟作农业挂钩，"吐水"与长江流域水稻农业关联，"隐身术"解释为高原适应的本地突变——整个叙事在统计学上自洽，在生物学上荒诞。这并非因为葫芦娃是虚构的，而是因为任何群体只要样本量足够、变量够多，都能被嵌入"农业扩张-谱系扩散"的标准模板。当方法论对虚构人物和现实人群同样"有效"时，其解释特异性便值得怀疑。